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虫祸——“光秆玉米”逼问农村防控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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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场突如其来的粘虫害横扫东北、华北地区,如今田地间的“光秆玉米”,也正拷问着中国农村病虫害防治体系的缺憾。“有钱养兵,无钱打仗”,这成了基层农业防护体系的写照。

玉米地被“吃得透亮”

  2012年8月20日,吉林省双辽市,农民周发财终于闲下来了,他坐下来猛抽了几根烟。身旁一辆高架喷雾车粘着虫子、玉米叶,散发出浓烈的农药味。近20天内,车上的两个泵总共换了三十多个。“随坏随修,泵坏了老百姓马上就给你买。”

  他家里3垧(1垧等于1公顷)多地被粘虫吃掉了2垧,他想把高架车调回去喷药自救,但租车的农民不让,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甚至威胁说:“想回家,从我身上轧过去!”

  这辆刚花了9000元买来的高架车成了附近村民的“救命稻草”。村民排队租车,等不及的抬价插队,酬劳从1垧一百元炒到了三四百元,依然供不应求。村民“逼”着他通宵开车喷药。夜里,村民打着手电筒指路,有时候周发财困得油门踩过了头,冲到了另一家的地里。

  2012年夏天,一场近10年罕见的粘虫灾害席卷我国华北和东北地区,甚至北京也难以幸免。据民政部最新统计,东北三省12市54个县(区、市)就有1675万亩农作物受灾。而在8月14日,农业部公布,全国粘虫发生面积近5000万亩。

  在此次灾害中,粘虫啃噬的农作物主要是玉米,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统计称,玉米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9.7%,但今年我国玉米仍有望增产。

  据农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研究室主任程登发介绍,粘虫是我国迁飞能力最强的害虫之一,一个晚上可迁飞一百多公里。它的越冬区域主要是南方,东北地区暴发的是二代粘虫。

  8月19日,南方周末记者在重灾区之一的双辽市行驶六百多里地,采访了六个乡镇的村民。在公路两侧,有的地块里玉米叶全被吃完,只剩下叶脉和未成熟的玉米。有的地块玉米被啃噬了下半截叶子,上半截依然郁郁葱葱。

  尽管双辽市一名官员称目前灾情已得到控制,但几乎所有农民都心有余悸。

  “地头十来米是好的,里面全吃得透亮!”向阳乡一名村民诉苦道。村民认为,路边通风,粘虫喜热,所以地头的玉米幸免于难。据向阳乡党委书记张东华介绍,全乡受灾面积为10.3%,各个农民地块减产量从30%到绝收不等,这在全市只算中等严重。

  根据许多农民讲述,8月14日前后应该是双辽市粘虫暴发高峰期。玉米秆已有一人多高,人工背负喷雾器施药效率低且容易中毒,技术人员建议农民采用高架车。但高架车供不应求,在向阳乡,虫害早期全乡只有6台。即便这6台车不分昼夜喷药,全乡一万多垧地也需八十多天才能喷完。

  农民依然在以“一家一户”的模式自救,农业部力推的农村统防统治举措似乎见效不大。据农业部2011年统计,目前全国病虫专业化防治组织达1万个以上,拥有大中型植保机械120万台套,从业人员近100万人,日作业能力超过3000万亩,初步形成了以农业专业合作社、基层农技部门、农药生产销售企业、农业科技服务公司为主体,种植大户、村级防治组织等为补充的多元化发展格局。

  在8月15日吉林省农作物重大病虫防控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,省农委主任任克军介绍说,目前全省已防治二代粘虫522.6万亩,占已发生面积的93%。

  南方周末实习生沈巧红根据公开资料整理(何籽/制图)

  中毒死亡谣言

  尽管全国各地包括双辽市调集人马,开始一场攻防战,但农民却似乎依然陷入了慌乱的应战。在乡间和虫害一同蔓延的,还有农民喷药中毒甚至死亡的消息。

  在南方周末记者走访的六个乡镇,均有村民说出现死亡的人数和地点,传言均“有模有样”:有的是儿子、儿媳农药中毒,老爷子也喝药自杀;有的是丈夫外出打工,家里雇人喷药,雇工死了。

  但南方周末记者和当地人一一核对后均未发现确切消息。“我以党性原则保证,双辽市没有一例中毒死亡现象。”张东华如是保证。在8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,省农委主任任克军说:“目前我省在防虫施药中没有中毒死亡事故的发生。”

  虽然中毒致死只是谣言,但是农药中毒情况确有发生。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,几乎每个乡镇都有中毒的情况。

  有的农民甚至购买了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。“3911、甲拌磷都打过。”周发财说。他只出车,农药由老百姓自己购买。“不打不行啊,大哥啊大哥,绝收啊,心一软就得干。”

  尽管双辽电视台每日循环播放推荐和禁止使用的农药品种,但村民依然茫然,要么请教像周发财这样的“高架车打药专业户”,要么认为种类越多效果越好。周发财最高一次打了30瓶农药。

  而大量的农民等不及高架车,也舍不得用四轮车轧倒玉米,就自己背着喷雾器打药。范义友就是其中之一,“天热,汗毛孔打开,农药都进去了,穿长衣长袖也不行,熏得脑瓜子迷迷糊糊的。”

  在双辽市中医院,范义友的左手几乎没有知觉了。脑梗,这是他中毒的后发症。他已花费了6000元医药费,做一次血液透析就要1800元。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双辽市的三家医院,每家医院都曾收治过中毒患者。范义友说,几天前,他的病房里住满了中毒的农民。

  受害的还有没有去喷药但抵抗力低的老人,63岁的李成久因为房前屋后都是打了药的玉米地,干活时突然头晕,心里发慌,喘不上气,被迫住院。

  在村民陷入慌乱之中,政府官员、技术人员也只能叮嘱农民注意人身安全。“上级开会一开始要求防虫保安全,两天后变为保安全防虫。”张东华说。

  被忽视的测报?

  这是一场与粘虫赛跑的竞赛。

  早在1973年,当时的农林部就提出“像办气象站那样办好病虫测报站”。根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相关文献称,我国已建成一套较完善的病虫害测报和防控体系。

  这是一套延伸到农民田间的系统,旨在病虫害像天气系统席卷而来时,能对农民提前预警。从国家到各地均设有测报处,2007年,双辽市完成区域站建设,设有两个监测点,实行周报制。再往下,各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也承担着预报职责。

  2012年6月14日,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病虫测报处发布《二代粘虫发生趋势预报》,提及局部虫量高。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双辽市8个乡镇的农业站,在粘虫害大规模暴发前基本已接到预报。

  “6月初就接到粘虫大发生趋势的预报,从吉林省农委传达下来,有手机短信,电视也播了。”兴隆镇农业站站长李佰忠说。

  不过,这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“没有达到防治标准,就对农民说继续监测,多了就打药。”李佰忠说。

  “这次监测忽略了,作为专门研究这一块的专家,觉得很痛心,也很心急。”程登发说,“这属于突发性、暴发性害虫,常常来不及防。现在调查来看,粘虫害二三十年来都没有大发生,今年田间看到量偏高,也没有重视。”

  粘虫的防治指标为每百株30头,3龄(粘虫幼虫共6个龄,每脱皮一次为一龄)之前的粘虫食量小,抗药性低,是最佳防控时期。6月末7月初,有村民发现第一代粘虫。7月末,双辽市各乡镇陆续发现了第二代粘虫。

  李佰忠有些后悔,如果6月末就进行第一代粘虫防治,可以更好地控制虫源。等到7月末第二代粘虫暴发时,一方面害虫数目增多,另一方面天气变热、玉米长高,施药难度加大。

  直至8月初,各个乡镇的农业工作人员、农民才真正意识到玉米秆上的粘虫突然增多了,乡镇农业站也开始上报。

  “农业工作人员在田里来回走,发现粘虫,就跟领导、农户都讲了。”服先镇农业站一名工作人员说。几乎所有的乡镇农业站站长都强调,这次并没有错过最佳的防治期。“3龄前防治最佳,我们没有错过。”那木乡农业站站长于占国说。

  8月初,各类通报开始密集下发,各乡镇从8月4日后开始施药,市农业推广中心排出了24小时值班表。据李佰忠介绍,该镇大概在8月5日召集村民开会,“开了4次会,发动群众,立即打药买药,讲买什么药,怎么样做好配药的防护,注意安全。”

  东北、华北各地也开始了“虫口夺粮”的战争。

  “有钱养兵,无钱打仗”

  这场“虫口夺粮”战争揭示出的基层应对体系却不容乐观。

  “有钱养兵,无钱打仗。”双辽市一名乡镇农业站站长说,“经费奇缺,钱只够付工资。”

  “第一线最苦的,现在一个人管全镇,我们基层没有什么设备,工作经费都没有。”一名农业站工作人员说。

  这几乎是所有农业站工作人员的抱怨:设备简陋,人员匮乏。不光双辽市,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山西省朔州市植保站站长张管世,他一肚子苦水:“一个县东西南北几个点,经常跑。一直到10月份,诱虫灯每天都得开,虫子每天都得数。”

  乡镇农业站做虫害防治工作还要先到化肥农药经销商处赊账。“培训农民没有费用,放影视片的器材也没有,印发资料的钱都没有,现在就靠基层农技推广改革与建设示范县这个国家项目。”一名农业站站长说。

  截至2007年,全国2450个县(市、区)都建立了植保机构,测报人员16085人。但放至全国,这依然是杯水车薪。

  迁飞的虫害防治并非没有成功经验,程登发犹记得2008年危害大豆、玉米的草地螟暴发情形和今年类似:多年未发生的草地螟从外蒙古、内蒙古大量向南迁飞,北京奥运场馆中也发现了草地螟。广阔的草原上没有足够的人力监测,但利用昆虫雷达、黑灯光等设备,从7月底到奥运会结束,草地螟得到了控制。

  “气象部门每个省、县都有气象雷达,形成了网络。但全国只有7台昆虫雷达,主要用作研究。如果昆虫雷达网能形成,每个省都有,昆虫迁飞的情况就能掌握。”程登发说,“靠人去调查是永远不行的,我国面积太大,不可能每一个角落搞清楚。”

  在有些基层农业站,监测的“仪器”只有木棍。“开始发现粘虫很多时,不知道哪里有,只能拿个棍子乱扑,也不清楚飞起多少个。有诱虫灯才能根据虫子数量推测有没有达到防治标准。”双辽市一名农业站站长说。

  除了东北地区的二代粘虫,北京、天津、山西晋中等地三代幼虫也相继暴发。“粘虫是迁飞性的害虫,需开展多省市联合防治,才能有效及时控制,但基层植保站没有足够的人力。”山西农业生物技术中心主任孙毅说。

  在农民的疯狂抢购中,农药的价格翻了一番。周发财也真的发财了。在回家路上,若有人招手,他依然会停下,他想再挣一笔。

  当地政府称,虫害已基本得到控制,而路边还可见到一片片“光秆玉米”,如同举着红缨枪的士兵,无奈地守望着这场“虫口夺粮”战争的胜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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